王夫之读通鉴论通读本

时机并不成熟，鲁国两位儒生的说法是错误的。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奠定根本，

后来的人就没有凭借，人心和风俗就会被禁锢在简略、随意的状态中，等上百年，

民俗只会变得更加浅薄。即使有想要改变的志向，也没有实现的条件，即便有君主支持，

也没有得力的臣子辅佐。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也仅仅得到董仲舒那些并不完善的主张，

像公孙弘这样歪曲学术、迎合世俗的人反而得到重用，国家也就难以有所作为。

这就是汉高祖没有及早重视、两位儒生没有出来辅佐的过错。汉惠帝和曹参时期，

沿袭旧法是不得不为之事。当时周朝的文化遗风还在，六国的遗老也有不少在世，

本可以和他们一起修订萧何制定的法律、叔孙通拟定的礼仪，

参考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制度进行折衷，为后世树立典范。然而，太后吕雉凶狠强悍，

权奸势力嚣张，朝廷内部即将发生祸乱。如果此时对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更改，

没多久就会引发内乱，很可能会有人把制度的变革当作祸乱的根源，

天下人也会把修订制度当作需要警惕的事情。这样做的弊端就是，儒家的诗书之道被破坏，

世俗的学问只求容身，人心逐渐萎靡，伦理道德日益败坏，社会风气也会越来越浅薄，

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唉！方孝孺死后，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乎断绝，

而汉朝还能有贾谊、董仲舒、臧固、王绾这些人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古代的道德传统，

这难道不是曹参沿袭旧法、培养人才的功劳吗？所以说，

只有曹参在当时的情况下沿袭旧法是合适的，这是顺应时代的选择。在这之前的汉高祖时期，

应当注重奠定制度的本质；在这之后的汉文帝、汉景帝时期，

则必须致力于完善制度的外在形式，这都是时代的要求。鲁国的两位儒生傲慢不出，

汉文帝、汉景帝谦逊礼让却没有及时行动，他们都违背了时代的需求，也不符合治国的道理。

俗话说：“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依靠的是四方的藩属。

”这可以说是治理国家、保卫邦国的最高准则了。《尚书》...